三代地质人的坚守与传承

    小的时候，父亲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。很久很久才能见一面。每次问起母亲，她总是说他爬山去了。

    我就在想，家后面的山吗？那山上有野桃树、有野杏树，雨后的高山缭绕着轻轻的云雾，看起来很美。可是父亲总是很久很久见不了一面，以致于父亲于我的印象一直是模糊的、遥远的、陌生的。

    一年难得见上一面的父亲，回家的时候总会给我买一些小人书。那是山里孩子不常见的稀罕物。我翻看着书里一个个鲜活的故事，感受到那种和常人不一样的父爱，对地质队有了一种感知，那就是遥远，那就是神秘，那就是孤独。

    父亲总会在秋天带回来几个苹果，母亲把苹果压在箱底，大年三十晚上才拿出来吃，打开箱子立即就是一屋子的苹果香。

    那是过年的味道。

    我问父亲：“地质队是干啥的？”

    他说：“找矿的啊。生活中哪样东西都离不开矿，没有钨矿，家中就没有电灯，没有铁矿，做饭就没有铁锅，干活用的铁铣也是一样的。”

    听了父亲的话，我有了一种自豪感。

    原来地质和生活那么贴近，地质队都是在为老百姓做好事。

    父亲和我们总是聚少离多。家里的庄稼活都是母亲一个人干。父亲也有麦收假，但总是赶时间。人家一个星期干的活，我们三天就得干完。有次在地里干活赶的太急，我把一把镰刀扔给他的时候，不偏不倚扔到了弟弟头上，鲜血直流，留下了永久的疤痕。

    我中考那年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才遇到匆匆赶来的父亲。他背着地质包，满脸汗水，歉然一笑说：“没办法，钻机不能停。”

    这或许是我对地质人认知最深刻的一次。

    天大地大，不如钻探的事大。

    地质人就是爬山的、打钻的，远看像逃难的，近看像要饭的。

    八十年代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中考就是人生的分水岭，是通往大城市的一块试金石，可父亲却总是缺席。

    到了中考填报志愿的时候，父亲又不在家。

    毕竟年纪还小，对于人生还没有完整的规划。在亲戚的指导下，我填报了师范学校。又因为是地质队子弟，还参加了技工学校考试。录取结果出来，我拿到两份录取通知书。在父亲的坚持下，我放弃了师范学校，上了地质系统内部的技工学校。

    技校和师范是两种不同的范畴，前者身份是工人，而后者是干部。

    父亲却说：“地质队的子弟不干地质干啥？”

    1990年刚毕业，就遇到计划内项目急剧减少、主业严重萎缩，好多技术人员面临着待岗。那种巨大的落差让我怀疑自己的选择，是不是放弃了金饭碗端起了泥饭碗？

    “困难会过去的，怕什么？这么多地质工作者，你担心什么？”

    父亲的鼓励再一次给我了足够的底气。

    是的，人生路上那能一路平坦？

    骨子里的坚强和不屈，让我放弃了等靠要的思想。我在饭店端过盘子，在学校当过幼教，后来干脆拜卖撖面皮的师傅为师，在街上摆起了摊位。

    人生兜兜转转，我又回到了机关，从事自己喜欢的文字工作。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当我在企业工作的同学一个月拿一千元工资的时候，我的收入总是比她要高很多。在她还每天奔波在上下班路上的时候，我在几分钟之内就到达了办公室。

    我一天天感受着地质队职工特有的优越感。

    时至今日，我最感谢的就是父亲。

    父亲就是一座灯塔，指引着我走上一条坚实而正确的道路。在他的身上，我学会了地质人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，继承老一辈地质人的“三光荣”精神。而这种精神，在我和我的孩子身上也一脉传承。

    女儿大学毕业，也回到了我所在的单位。

    我们的单位，也从陕南山区搬到了关中平原。

    每天，沐浴着渭河的清风，脚踩着关中平原的古风神韵，感受着地矿文化带来的愉悦，充分享受着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。

    我可以无比自豪地说，从事地质工作，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。